在人類文明發展和積累的進程中,所有龐大的物質存在——輝煌的建築、寬闊的道路、精美的器具、華麗的服飾,絕大部分都將伴隨歷史的風塵煙消雲散。但是人們的精神,卻通過一代代生命的延續和文化的傳承,積澱到今天,仍然散髮著力量和光芒。
  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之所以讓我們倍感自豪和自信,首先是因為其精神的瑰麗和偉大。這種精神力量必然要體現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偉大人格中。如果說近現代以來,中華民族陷入“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陷入不斷的屈辱與磨難,那麼這種劫難與動蕩中奮起抗爭的精神內涵和人格力量卻尤其讓我們震魂攝魄。
  95年前的五月四日,在中國面臨瓜分豆剖、蠶食鯨吞的民族危亡時刻,一代青年喊出了響徹寰宇、經久不息的時代強音,掀開了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成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髮端和濫觴。
  作為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民主愛國運動,“五四”不僅是一個符號、一段歷史,更孕育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偉大的“五四精神”。正是在五四精神的搖籃中,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歷史的舞臺。從此,國家獨立、人民解放成為歷史進程的主旋律。中國共產黨迅速聚合起一代熱血兒女,以天下為已任,帶領全國人民浴血奮戰,在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同時,也樹立起了巍峨的精神和人格的豐碑。李大釗、陳獨秀“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夏明翰、劉胡蘭面對殺戮,臨危不懼,笑傲刑場;董存瑞、黃繼光為革命戰爭衝鋒陷陣,慷慨赴難,視死如歸。他們用鮮血和生命塑造了中華民族的人格,築起了民族精神的高地。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迎來了和平建設年代。鐵人王進喜、勞動模範時傳祥、好戰士雷鋒,他們雖然都是普通的勞動者,但卻在平凡的崗位上艱苦奮鬥、無私奉獻,成為了新時代的人民英雄,鑄就了建設時期的精神豐碑。他們用青春、忠誠和生命,實踐了五四以來國家和人民利益至上的民族精神。
  焦裕祿同志正是和平年代偉大英雄的一員。他曾擔任團縣委書記、團地委書記,與五四青年一樣,他青春飛揚、熱血沸騰,懷揣著遠大抱負,腳踏在堅實的土地上,從一件件小事做起,一點點去實現崇高的共產主義信仰和為人民服務的神聖宗旨。他經歷瞭解放戰爭硝煙的考驗,經歷了建設時期苦難的磨煉,他把革命年代的堅強、勇敢、理想、信仰,灌註到建設時期的激情奮鬥中,實現了民族精神在兩個時代的自然貫通。他“心裡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大雪封門的日子,他帶著鋪蓋捲,走進人民群眾的柴門,和孤寡老人住在一起,促膝談心;洪水暴發的日子,他拄著棍子,到各村察看水情,幫助災民生產自救;風沙肆虐的時候,他忍著巨痛,帶頭觀雨勢、查風口、探流沙,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沒有了戰場上的敵人,但是他把人民的不幸和苦難當做要戰勝的敵人,身先士卒,堅貞不渝。“焦裕祿精神”就是對“五四精神”的時代傳承。
  其實,無論是“焦裕祿精神”,還是“五四精神”,都與中華民族精神一脈相承,都是不同時代中華民族精神的生動詮釋,都是中華民族不斷發憤圖強、創造更生的驕傲與支撐。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浩淼歷史煙波中,民族精神從來都是我們民族穿越磨難不斷前行的動力之源。蘇武牧羊,持節不易;嵇紹護國,血濺帝衣;祖逖渡江,中游擊楫;岳飛抗金,精忠報國……正是這些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偉大英雄,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富貴不淫,才支撐起中華民族的整體人格。他們的家國情懷和浩然正氣,構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塑造了中華民族的高度,提升了中華文明的境界。對一個民族來說,最持久、最深層次的力量就是民族精神。歷經苦難和輝煌,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已經根植於中國人的心中,它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動力和支撐的同時,也必將使中華民族的整體人格得到優化和提升。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五四運動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矢志追求併為之奮鬥的宏偉理想。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接近於這個目標。在這一關鍵時期,我們尤其需要一大批以天下為己任、具有強烈家國情懷的時代青年,發揚民族精神,以大情懷全面參與改革、推進改革,共同把中華文化推向人類文明的新境界。
  廣大青年要胸懷天下、報效祖國,把傳承五四精神和弘揚焦裕祿精神緊密結合起來,把個人的前途命運與實現中國夢緊密結合起來,奏響愛國與進步的激昂旋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徵程中實現自身價值,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實現精神品格的鑄造和提升。  (原標題:在弘揚中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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